全文预计阅读时长9分钟有视力损伤的刘文找不到路，这条路既是出门去不熟悉地方的路也是自己的出路。她因为视力残障没有太多的选择，但本能地想去突破，寻找自己的价值。在过程中，她一点点把自己打开，有了工作也成立了家庭。但她心里一直有个坎，希望没有残疾证，她也能找到工作，自力更生。
配度眼镜也看不清黑板
刘文，有近视、斜视、弱视、散光等症状，矫正视力0.1，一般情况，医学配镜矫正视力需要到1.0。从上小学开始，视力的困难接踵而至。
她先后配了度、度的眼镜，看黑板的清晰程度却并没有差别。
课后她想去请教老师希望补上课堂没听懂的数理化图形，当她从第一排的位置离开踏上讲台，“还是看不清黑板。”这是她第1次意识到“有些事情她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”。
老师理解不了给她安排了第一排的位置，为什么还是看不清，“看不清就去配眼镜”，老师是这样理解她的视力情况的。
“所有的近视眼都是我这种，戴着眼镜还是看不清楚。”刘文当时这样想。
于是，很多时候她自学。半自学上了重点初中。但之后，数理化成绩越来越跟不上，高考数学考了36分。
高中毕业，有同学去做了近视眼手术，恢复了视力。她心想，等到十九岁的夏天，她做了手术，就能看到黑板了。
大学的专业，她选了计算机，梦想成为游戏编程员。
这个梦想在19岁的夏天与“能看到黑板了”同时破灭。医生告诉她，“矫正视力只有0.1，做了手术也没有任何效果。”
躺在床上三天，她什么也不做，不吃饭，也不说话。
底气：家人、房子、婚姻与工作
刘文的父母在那之后，给她买了一套房，告诉刘文，“以后不管怎么说，吃房租都饿不死，不用担心。”
谈到这个房子，刘文说，“是我的底气。”
虽然有家庭的支持，刘文还是想出来工作。“毕竟是父母给的，我能自己工作，有收入，会更有底气。”
毕业后，因为视力情况很难找路，在父母的陪伴下，她去了当地的人才市场求职，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在亲戚的推介下，她去做了客服。当时，她不知道话务员要用电脑处理工作。实习了不到一个月，长时间看屏幕导致眼睛疼，她怕眼睛瞎了，辞掉了工作。
刘文思考了目前的情况。在经济上，家人有退休工资。在家里也有事可做，可以照顾有老年痴呆的奶奶，给她喂饭。她短暂地冒出了不工作的想法，“确实我也找不到工作。”妈妈支持她。这是她第2次意识到“有些事情她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”。
有一段时间，她也懊恼，她清楚如果长时间不上班，后期的工作意愿会降低，她担心她成为这样的人，但又不知道找什么工作。
期间，父母安排了一次相亲。刘文直言对方不是她一眼相中的类型。他刚当兵回来，个子比刘文矮，比她大八岁，说普通话不标准。但他很幽默，第一次见面就把她逗笑了。
她如实地把自己的情况全告诉了对方。第一次见面，就在他问了她很多问题中结束。
后来，刘文去他家待了一段时间，她不会做饭，小伙子每天给她烧饭、洗衣服，陪她散步。他对刘文说，“只要有我吃就有你吃的。”差不多相处了一年，他们结婚了。婚后，丈夫包揽家里的大小事。她觉得很幸福。
上图为：刘文丈夫与儿子
离毕业在家赋闲的时间过去了两年多，当时刘文24岁，和别人聊天时，她被告知自己的情况应该属于残障。她想起上学看不清黑板，“如果初中的时候，我知道是残障，办了残疾证，可能老师会理解一些。”
体检后，她去办了残疾证。没多久，沃尔玛通知她去面试。她开心但又战战兢兢，如果是收钱的岗位，她看不清。她告诉店长，“只要我能做的工作，什么工作我都可以。”
她做了迎宾员，每天下班丈夫总是来接她。一开始，她很难适应每天需要站立八小时的工作。熬过了适应期，她意识到这可能是她最好的选择，“这份工作只要能做，我就愿意一直做下去。”
迎宾员的工作需要每天和顾客大量的沟通。慢慢地，她“挺喜欢说话的。”
她很会把握聊天的尺寸，清楚在工作时间的聊天范围和对象是什么。她严格要求自己，感恩店长给的机会，珍惜这份工作。
十年后，她在的那家沃尔玛要关店了，她可以转店，但当时儿子需要接送，工作时间不一定能对上。她以为当时的选择只有不工作在家。
新的开始
社区通知他去重庆市南岸区恩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恩予”）面试，一家致力于支持残障群体就业的公益民办非企业单位。面试时，负责人告诉刘文，时间没有问题。方便的话，下课后孩子也可以过来，顺便还能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。
刘文心想碰上了好机会。
与上一家单位不同的是，恩予的工作人员基本全是残障员工。
在恩予工作很多事情都需要互相配合，她喜欢这种配合。前阵子，她和同事去做了一次社区残障调查，和她一起配合的同事有肢体残障。她负责填表勾选选项，但涉及到看身份证号码，刘文很吃力。同事就念给她听，她来填表。“我觉得轻松，她也觉得轻松。”她说。
上图为：刘文在做社区残障者调研（坐在右侧桌子边的女性为刘文）
有时，恩予召集残障儿童举办活动，她会把儿子带上，和他们一起玩。
“在超市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就可以了。来到恩予，我学会了各取所长、互相帮助。”刘文说。
过程中也有痛苦的时候。
有一段时间，她被指定负责管理公益店铺，每周例会上要求汇报上周的数据，她不敢报，“该做的都做了，店里的生意就是不行，确实是胜任不了店长。”她懊恼。“叫我来统筹，现在我这方面的能力还不行。”她说。
她在沃尔玛工作的时候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。超市入职的所有残障者，都没有过晋升的机会。她说起她认可的同事，在沃尔玛工作了14多年，还是一个服务台的普通员工，“她很擅长交际，综合能力也挺强，但是，一直都没有得到晋升。”她说她能理解残障者晋升的低可能性。
以前，她是想为了钱而去找工作。在恩予，她遇到对她影响最大的人：婷婷。婷婷能真的理解她。她发现婷婷愿意去学事情。慢慢地，带着“学到的东西是自己的”的想法，做什么事情，她都愿意去尝试。
慢慢地，她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，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：她能挣钱，或者找到她自己能做的事情。还有，她希望给孩子一个榜样。
这种榜样力量还体现在生活中。年，爸爸不幸生病离开，刘文扛起了照顾妈妈的角色，学会了做饭。她告诉妈妈，生活的重心不用再围绕着我转了，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，希望妈妈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在刘文的鼓励下，前段时间，刘文妈妈去贵州散心了两个月。
“我都40岁了，我该独立了。以前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。现在觉得很多事情真的也没有想象得那么难。”她说。
上图为：刘文五一节与家人出游在小瀑布前优雅半蹲的个人照
更大的期待，找方法
她心里一直有个坎，因为她意识到一种区别。
在沃尔玛任职期间，她发现有一些残障者来应聘，但因为残障员工比例已达到了国家标准（根据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第八条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.5%。），超市拒绝了前来应聘的残障者。
另外，有一段时间，超市裁员，除了残障者外的所有人，都要求考收银员上岗证，以便中午忙的时候，帮忙收钱。她意识到，没有残疾证，如果不收钱，公司可能就接受不了这种员工。
她觉得是因为残疾证，才获得了这两份工作。
“我一直在寻找到底有什么事情能够特别适合我做，我能把它做得很好，找到我的定位。找到之后，我就朝着这方面去努力。这样，我觉得才能真正实现我的价值。”刘文说。
她清楚自己可能比非残障者会遇到更多困难，但这条路，会让她“更有自信”。和刘文第一次沟通在9月中旬，她告诉我她在学习做奶茶，负责的书吧快要开业了。昨天，她告诉我，因为老板担心她分辨不清颜色，看不清量杯刻度线。“我也觉得跟他们有一定的代沟。”她选择还是继续在公益超市上班。像刘文一样的残障群体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少数群体。在全球10多亿残障人群中，约有7.85亿残障人士在工作年龄（15岁以上）[3]，他们构成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人才宝库。然而，众所周知，目前残障人士在就业市场饱受歧视。根据中残联的数据，截止到年年底，全国实名制就业年龄段残障人（男性16-59岁，女性16-54岁）1.3万，残障人就业率在50%左右，主要集中于农林牧水利交通运输等行业，从事农业活动和体力劳动的人居多。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曾言：“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，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、侧翼有支持、脚底下有大地。”从刘文的讲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爱对她的支持。她在接收到社会善意的，同时她也在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向外传递爱，影响了自己的人生和家庭，以及她所在的社区。参考资料：
1、WHO.().WorldReportonDisability.Geneva,Switzerland:WorldHealthOrganization
（可参见：